印尼人为啥没烧法国巴黎紫禁城,马来人真正未有抢夺紫禁城文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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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

2019/09/25 | 刘江华| 阅读次数:1068| 收藏本文

故宫北平八年抗战

摘要:和故宫180多万件文物相比,战前南迁的只是比例极少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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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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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8日,紫禁城中的日军。

从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8年,是故宫沦陷的8年。其间,故宫国宝南迁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但留守在沦陷区北平的故宫,建筑是否被破坏、文物是否有丢失、人员是否有伤亡?

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九·一八事变之前可谓正处于初创时期,文物清点、宫殿维修、人员调配,百端待举。此时期的故宫得到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据故宫早期院史资料,1929年,刚刚在名义上实现统一中国的蒋介石慷慨解囊资助经费6万元,分六次拨解,用于支持故宫古建。中华门以内直至保和殿一带,以前归内政部成立的古物研究所管理。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提出的议案,决定由故宫接收此区域,并接管古物陈列所。提名此议案的理事名单中,蒋中正就赫然在列。

突如其来的日本侵华,打乱了两处合并的计划。为避免文物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大肆破坏的惨剧再度上演,故宫在九·一八事变后即着手准备文物迁移工作。1933年1月,日本入侵山海关不久,故宫当月9日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文物南迁。最终,五批共13427箱又64包文物南迁。包括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33箱。

但即使此后尚有增添,故宫初建时文物数量应该也不下百万件,和故宫180多万件文物相比,南迁的只是比例极少的珍品。大部分故宫文物,还是留在了沦陷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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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为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部分文物精品避敌西迁,但仍有诸多文物留在故宫。在外有侵略者窥伺,内有伪政权觑觎的境况下,张庭济奉命留守,监护留存北平的古物,他以故宫博物院处长的身份,担当着院长的责任,带领故宫留守人员维持着故宫的运行,与敌伪周旋,虽然经历了献铜献铁、院长之位争夺等风波,但院藏文物并未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他为故宫博物院,为保护珍贵文物,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

院长更迭风波

七七事变爆发之际,故宫院长马衡等主要人员正在南京忙于精品文物西迁。负责留守北平的,是时任故宫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1937年11月,张庭济曾代表北平留守职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示。当月,行政院给故宫寄来训令,要求“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至于张庭济所提及的困难情形,行政院虽表示“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却无能为力。

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记载,北平沦陷之后,由于经费无着,经请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自1937年10月起,故宫接受伪北平地方维持会每月发给的维持费一万元。

随即而来的院长更迭事件,让维持费发生了变故:1938年1月,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成立。3月中旬该会委员长王克敏欲来故宫博物院兼任院长,但被故宫博物院所拒绝。于是院长问题就此搁置,至1942年,北平伪政权和日方均未干涉故宫内政,只是维持费从此仅发原来的一半。

经费紧张,故宫职员生活费只能打折发放,工资最高的仅得三四成,工资最低者则照原额发给。一面是物价高涨,一面是收入降低,故宫职工生活极感艰难,甚至有因衣食不足导致生病死亡者。

1942年6月3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并入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改此名)任命祝书元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祝书元是前北京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老部下,清朝末年就参与管理北京市政。7月1日,祝书元走马上任之际就立即声明“是奉命维持,并非接收”,也因此并无交接仪式。

据着名古建专家、故宫前副院长单士元回忆,祝书元前来担任院长,还是张庭济活动的结果:当时故宫内部有人勾结投靠日本的清室遗老,想要收回故宫。张庭济见风声不好,便去找了北平伪政权的一个头目汪时璟。过不多久,便有祝书元接管故宫之事,“这样一来,就把故宫内外那些企图攫取故宫博物院大权的汉奸压了下去。再者,既有伪组织接管了,日本人也就未插手故宫”。

沦陷期间,故宫照常开放,书画、古籍依然重印、出售,文物整理工作照旧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不仅点验完毕所有留北平文物,故宫还启封了十年前在所谓“故宫院长易培基盗宝案”中被法院封存的文物箱件,并进行了整理。由于经费紧张,像养心殿原状恢复等工作只得暂缓办理。但对残破严重的故宫御茶膳房、南大库以及景山花洞子等,还是进行了修缮。这些,自然也离不开代理院长祝书元的支持。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最初将祝书元定为汉奸。故宫获悉后,立即出具了证明:证明故宫文物在沦陷期间没有受到损失,并肯定祝书元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最终,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把祝书元从汉奸的名单里剔了出来,也算是善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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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遭毁、地方被占

坊间不少传言,沦陷期间故宫大量珍贵图书为日伪所毁。比如《沦陷前后张庭济与“奉命维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一文中说,敌、伪宪警两次劫走太庙图书馆图书216314册,杂志305655册;撕毁书籍2626册,杂志4131册;另焚毁杂志
5896 册等。

是否真的如此?单士元对此予以否认。他曾撰文指出:有人着文列举数字说这一时期故宫的图书受到很大损失。其实,这里说的书并不是故宫中的珍贵书籍,而是太庙阅览室中一些带有青天白日旗标志的图书杂志。警察怕日本人见了寻衅闹事,就将其撕毁了。这些东西不属文物。

更权威的说法,见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历变八年简略报告》。写于1945年6月的《报告》,透露此次图书风波始末:日军曾先后两次到故宫太庙图书馆检查。第一次是1938年6月,运走新书、杂志并撕毁10985册,还下令将报纸搬到指定空屋封存,将图书馆负责人带走,拘留两天后才释放。第二次是1939年3月,拿走杂志37册。根据故宫方面的报告,这些新书、杂志,主要是因为宣传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而遭难,“原藏旧籍部分完整无损”。

撕毁、封存图书之外,日方曾向故宫索取皇家舆图。1937年10月25日,伪北平地方维持会顾问、日本人武田熙和乔川时雄,强行借走了故宫文献馆所藏车臣汗部所属各旗游牧地图。经故宫方面交涉,4天后送还。1939年10月12日,北平伪政府又前来索取该地图和蒙古公田游牧地界站路图,将其交给关东军,作为军事之用。直到第二年4月,才将原件交回。但应该说,这只是借用,并非损失。

8年沦陷期间,故宫部分场所被日军征用。先是1939年6月、7月间,日军拟借用故宫附近、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及北上门东西连房。当时,日军已派人到皇史宬内测量,后因遭到故宫方面的拒绝而作罢。同年9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伪北平市政府来函,商借皇史宬作为办公地点,同样遭到故宫方面的拒绝。但最终,皇史宬还是被伪华北电业公司借用。不过,这次借用属于商用,电业公司方面与故宫订立合同,故宫方面将皇史宬石室中的空匮运回奉先殿暂存后,电业公司将皇史宬用于储存材料。

1945年1月和2月,日军军用物资纷纷向北京城内转移。日军1821部队于2月15日强行占用了故宫神武门北的大高玄殿。幸运的是,故宫工作人员事先将殿内所存档案和瓷花盆等抢运回故宫,避免了文物损失。

除了皇史宬和大高玄殿,被日伪占用的还有堂子,这是清代皇帝举行祭祀的地方,今已无存,原址建了贵宾楼饭店。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令借予伪防共委员会使用。1945年1月,伪剿共委员会解散,堂子为新闻检查所占用。

日本投降后,故宫于1945年9月13日收回大高玄殿,10月12日收回堂子。

“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

66座大铜缸被日伪征用

长期战争使得日本战备资源极度匮乏,1943年8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应日方要求,通令各机关收集铜类,规定凡属官署团体或一般商店住户铜品均得分别情形收集检送。日伪此举,目的为制造武器弹药搜集物资。也就是在征集铜器运动中,故宫的66座大铜缸被征收,遭受八年沦陷时期最重大的文物损失。

故宫的铜缸,本置于各建筑物之前,作贮水消防之用的。日方觊觎这批铜缸为时已久,在平日参观时就派人暗中进行调查。据故宫档案所藏《故宫博物院对于平市历次收集铜铁应付情形始末记》一文,收集令下发后,故宫方面为了应付日伪机关,先收集散置于各院落的废铜,得2095斤,后联系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委员刘宗彝商洽运送事宜。

但显然,日方所需不止于此。第二天,刘宗彝就转告:日方希望故宫将铜缸献出。为了减少损失,故宫找出稍有破损的12件铜缸、铜礅,准备献纳。不久,北平特别市政府派参事王曾恩前来查视,同意将铜缸献出,至于故宫院内“神威、制胜、神功三铜礅具有历史价值,拟请保留”。日本陆军第1400部队也派人前来查看铜缸情形,准备起运。

令人奇怪的是,起运日期一拖再拖。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故宫方面听说:在一次会议上,日本人黑柳当众披露军方意图:军方觉得故宫所存铜缸甚多,如今仅献出破铜缸12件,对此十分失望。

为完成日本军方给北京所下达的收铜数量40万斤的任务,黑柳直接找到故宫院长祝书元,希望故宫方面将铜缸大量献出。但祝书元表示,故宫铜缸均编号登册,属于古物范围,院方负有典守责任,不能自由处置。即便军方需用,亦须呈政委会请示办法。

将黑柳支走后,为防范日方任意提取,故宫方面紧急预筹对策:首先是摸清家底,统计发现,前后宫各院落所陈列之铜缸有二百多座,其中有刊明制造年代者,亦有无款识者。铜缸之外,铜质的炉鼎像设中,珍宝尚多。其次是将铜缸造具清册,分为三类:为虽无款识而察铜色式样略同于明代所造者125件,为无款识,查其式样不能断定其时代者共54件。

最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令故宫方面献出无款识、不能断定时代的54座铜缸,以及无款识铜礅3尊。1944年6月19日起,66座大铜缸、91具照明用铜灯亭、4尊铜炮和3尊铜礅等被日军陆续运走,至24日运完。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事后介绍,“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

运走66座大铜缸等后,日方又于7月16日通过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给故宫来函,指出第三次公有铜品献纳需数甚巨,要求献出太庙所存铜器,其中包括:砖门前铜缸4口,前殿内铜鼎2尊,中殿内大铜鼎11尊,小铜鼎12尊,后殿铜鼎4尊,及前后殿东西两旁铜缸25口。

故宫方面据理力争,去信指出“铜鼎系供桌上供器中之香炉,供器每份三件或五件,照原式陈列,略存历史的意义,不便拆散”,铜缸则上年已奉令予以保存。与此同时,故宫声明来函所说的铜器数量和故宫所登册簿不符,尚需核查。7月21日,故宫就此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示。幸运的是,后者于10天后同意保留太庙铜器而要求故宫另筹办法收集。在故宫答以“所存废置铜品既已检送于先,此时无从另筹”后,献纳委员会也未再追究,至此,最后一次献铜事件不了了之。

档案表明,日方征集的不仅仅是铜器,还包括钢、铁。慈禧当年修建的西苑铁路,此时已废弃,但铺路的钢轨这次也未能幸免。史料记载:“收北海钢轨四根,共六百八十斤。这些都是原西苑铁路的钢轨。另外还有十八根钢轨在蚕坛等处盖房时被使用。”历史博物馆当时存于故宫午门一带的上千件铁礅,也不幸为日方所夺,损失惨重。这些大铁礅中,为元明两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14尊;明清所造、无款识的1406尊。除有历史价值的14尊仍妥为保存,加上每一类别的铁礅留一件作为陈列品外,1420尊铁礅中,大部分为日军第1800部队所运走。

经过三次索要,故宫“所藏铜缸尚存160口,要皆精品;铜铁各礅凡元明清三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皆悉数保留。此外炉鼎像设历代之珍,则巍然无恙。”大铜缸等,日方都运至天津再转运日本、朝鲜等地。抗战胜利后,故宫曾派员前往天津追讨,结果发现“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
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
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最终,幸存的部分铜灯亭、铜炮、铜缸于1946年3月15日被运回故宫。

4月2日,演员赵立新在微博发出如上问题。这个言论迅速引发了巨大争议,最终以赵立新公开道歉告终。几天后,赵立新的微博被封。

张庭济,1895年生,字柱中,号柳西、瘦石山人,原浙江平湖县秀溪七星村(今平湖市新埭镇溪漾村)人。张庭济是家中长子,天资聪颖。对其期望甚殷的父母曾先后把他送入上海麦伦中学、天津北洋中学就读。1917年,张庭济成为北京大学英文专业的一名学生,师从辜鸿铭、胡适、杜威等人。

张庭济和沈兼士是功臣

说起故宫文物南迁的功臣,大家如数家珍:马衡、吴灜、那志良等。八年沦陷时期,北平故宫文物得以保全,全体留守职工等功不可没。此外,故宫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和曾任故宫文献馆馆长的沈兼士也不可不提。

毕业于北大英文系的张庭济,上学期间曾参加过着名的五四运动。1934年,他应故宫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之邀出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后为总务处处长。1937年北平沦陷,由于院长马衡等南迁,院内工作由张庭济负责维持,并在1938年担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

张庭济的儿子张我良回忆:“日本人打来以后,汉奸政府为了进行某庆典活动,准备把故宫的一些宫灯拿出去。他就不同意,他说凡是故宫里面的东西,不能有一样东西拿出宫外。经过他的坚持,当时留在宫里的东西,没有被他们拿到外面去。”

至于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曾同在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他主持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1922年,逊帝溥仪以经济困难为由,打算把故宫所存的《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且议定售价120万元。沈兼士获悉后,立即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最终,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溥仪阴谋未能得逞,这部中华文化的瑰宝幸得留存中国。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沈兼士先后担任文献部主任、文献馆馆长十几年。

抗战胜利后,沈兼士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包括故宫在内的平津区文教单位的接收事宜。1946年1月22日,德国禅臣洋行经理杨宁史将自己收藏的二百多件古代铜器、兵器“忍痛割爱”,献纳给故宫博物院,因张庭济染病在身,由沈兼士主持接收;而代表中方接收被日本人掌控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有关图书档案者,也是沈兼士。

1947年,沈兼士不幸病逝。张庭济则于1958年结束凄凉晚景,病逝于上海。198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的纪念特刊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八年沦陷期间,在日寇铁蹄下,尽管受到很大损失,但我院职工悉恪尽职守,保住了库藏文物和紫禁城宫殿建筑,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对张庭济、沈兼士们最好的告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北平故宫终于结束8年漫长的沦陷时期。10月10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在太和殿广场接受日军华北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的降书。那一天,北平万人空巷,太和殿欢声震天,古老的故宫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第一次抗击外敌的完全胜利,由此也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

虽然赵立新本人在竭力试图结束这个话题,但让它飞一会儿可能更好。他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故宫不仅承载了中国太多的文化记忆,而且有各种价值连城的文物。在日伪统治北京的八年间,它为什么没被烧掉?而且损失甚至也谈不上巨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爱国青年的张庭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之一,也是在游行途中被指派去美英等国驻华使馆递交说帖的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北大毕业后,张庭济留校担任英文教师,后又先后去河南焦作及浙江嘉兴、杭州、宁波、金华等地任教,1927年,回家乡平湖任该县教育局教育科科长。但因社会黑暗,性情耿介而又满怀抱负的张庭济始终难以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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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先生的引荐,张庭济回京担任故宫博物院秘书,从此,张庭济便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也开始与故宫紧密联结在一起,哪怕是在被日伪占领条件最为艰苦的沦陷时期,张庭济也没有离开故宫,反而悉心尽力,艰难维持着当时北平故宫的运行。

可疑的是赵立新的弦外之音。我们能因此说日军不是或不像“侵略者”吗?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日寇在华北肆虐。尽管故宫精品文物早已分批迁移,但是故宫留存的文物中仍有诸多精品,留存文物的安全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张庭济受马衡院长委托奉命留守,以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的身份担当着院长的责任。他与故宫留守人员一道,遵循原有体制进行工作,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在北平沦陷初期,张庭济曾代表故宫留守人员折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故宫现状,寻求保护。行政院于1937年11月训令称:“折呈悉。经提出,本院第335次决议: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故宫留守人员虽然不像随文物西迁的人员那般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也是处境艰难,但他们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不辱使命。马衡院长在故宫博物院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曾报告:“北平本院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华北告陷时起,即密饬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终因该处长忍辱负重,赖以无恙,幸免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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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早据平接收各机关,治安维持会由日人参加策动。警察均徒手维持秩序,市面外形平稳,实际已萧条不堪。各大学敎授多绕道南下,吴佩孚因不参加维持会,已被日军监视,智识份子多化装离平。故宫及颐和园古物,除一部随二十九军仓猝移保定外,大部均被日军掠去,各国领团虽加劝阻,日军阀置诸罔闻。”

北平沦陷时期,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故宫博物院内外受敌,历经风波。

以上是上海《申报》1937年8月19日的报道内容,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只有四十余天,但有关故宫文物“大部均被日军掠去”的传言已经大面积扩散。

七七事变之后,汪朝宗等组织地方维持会,由前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担任该会文化组主任,强迫故宫接受补助费,想藉此干涉故宫内政。迫于形势,张庭济不得不相机应付,勉强接受,以维持故宫运行。其间,日本关东军发现故宫内藏有光绪修会典时所征集的车臣汗图,强行要求调取携出,经再三交涉,故宫方面答应给出拍摄的照片及副本,但日方仍不满意,令钱桐、武田熙桥等人来院强取,张庭济根据院章与之据理力争,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几近导致事变发生。迫于日方淫威,故宫最终答应借用三个月,但要钱桐等三人先立临时借据,再由日方使馆补具正式借据,且到期后即刻收回。不久,载涛、载润等人以修谱为名,来故宫索取玉牒,被拒后,日伪派祝瑞霖前来交涉,亦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严词拒绝。另有内部人员勾结敌伪多次兴风作浪,但都被一一阻拦,始未得逞。1938年6月,日伪宪警曾两次闯入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面对日伪宪兵的野蛮行径,张庭济处长在指示太庙图书馆做好损失统计、藏匿好部分余下的“敏感”书籍杂志的同时,积极利用人脉关系与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追讨回部分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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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故宫

经过数次挑起事端而未成,日伪逐渐知晓故宫章制齐备,之后虽觊觎故宫,但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故宫古物得以免受损害。直到1944年,一场所谓的献铜献铁运动再次使故宫陷入了危境。此时,抗战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迅猛攻势下,日军的战略物资紧缺,为征讨军用物资,日伪成立了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献纳委员会的汉奸们发起了献铜献铁运动,向各家各户及所有单位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以为日军造炮弹壳和子弹之用。故宫亦难逃此劫,尽管多次抵制,但迫于压力,并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最终还是不得已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近2000斤交了出去。

11天之后,《申报》特派员叔棣在《沉痛的回忆》一文中再度表示:“北平原为我国旧都,亦全国文化之中心,尤以城内建筑物富有悠久之历史价值。而故宫博物院之收藏尤为珍贵,世界各国无不爱慕。此次敌人入城后,对故宫之珍藏及颐和园之古物掠取甚多,外侨对之莫不惋惜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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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18日,《申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及日军自7月8日进入北平城以后大肆劫掠时,推测到:“故宫是不能搬走的,但那些腾下的古物,恐怕要东渡了。”认为日军会将劫掠的故宫文物运回日本。

日军劫掠故宫铜缸一隅

北平沦陷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主要领导均前往他处,奉命留守者为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1937年11月,张庭济还曾代表北平留守职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情况,行政院的回复是:“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

然而,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张庭济带领故宫留守人员一同努力,将故宫辖区内的200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下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后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1尊。被劫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本即宣告投降。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但“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在日伪政权强制故宫献铜献铁的过程中,张庭济及故宫留守人员随时随事应付,并多次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求情求助,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才终“以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牺牲次品保全上珍为主旨”,虽未能保护文物完整无缺,但最终保存下历代的铜缸铁炮精品,炉鼎、像设等珍品也毫发无伤。

因有张庭济的暗中潜伏,所以国民政府大抵是知晓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情况的。一个证据是,1943年故宫博物院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马衡院长表示:“华北告陷时起即密饬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终因该处长忍辱负重,赖以无恙,幸免散失。”

此时,日伪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已任命祝书元为北平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这个任命当然不获国民政府的认可,所以院长马衡等人仍在他乡召集故宫理事会议。

在北平沦陷之后,各方势力对故宫博物院院长之位虎视眈眈。日伪想任命一名亲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遭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强烈抵制。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克敏曾想自任院长,由张庭济代行职责,张庭济坚决拒绝,王克敏最终未能得逞。

我们现在知晓,前面几则《申报》关于日军劫掠故宫文物的报道都是不准确的。《申报》对此似有知晓,到了“七七事变”一周年,1938年7月7日,相关报道的表述变得模糊起来:“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虽然其中大部分早已南运,但剩余的部分,仍然价值巨万,此番遭劫之后,虽然汉奸们在那里负责保管,丢失的物件,当不在少处。颐和园的古物,伪方已派员管理,但是普通的游客都是裹足不前,前往观光的都是些倭脚朋友。”

觊觎故宫院长之位的不但有外寇,更有内贼。北平沦陷后,在张庭济的领导下,绝大多数故宫留守人员保持着民族气节,坚守故宫,但仍有少数心怀不轨之徒。故宫里的职员,原清醇亲王载沣的家奴张某之子张国靖就是其中一人,他与原摄政王府的大管家相勾结,企图依靠日本人的势力接管故宫,圆自己做故宫院长的美梦;而大管家则想通过张某,帮助日本人将势力渗入组织严密的故宫。两人沆瀣一气,互相利用。张某到处贿赂收买留守人员为己所用,对不愿依附者则打压排挤。张庭济见情势不妙,便找到在华北伪政权任职的熟人汪时璟,请他帮忙阻拦拖延此事,等待上级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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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任命之事拖了很久,直到1942年6月才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任命祝书元为代理院长并函达故宫。同时,强迫张庭济与其合作。张庭济鉴于既成事实,无可反抗,为恪遵密令,尽力维持,保全库藏文物及故宫建筑,提出必须做到章制不变、组织不变、旧员不裁,并声明不接受新委任,才同意留任总务处处长。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庭济所取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张庭济和故宫留守人员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为了保护故宫博物院,不畏强权,矢志不移。

但这种“当不在少处”的含糊其辞,很快被另一作者纠正。1938年12月24日,署名“任远”的文章《今日之华北》有一段描述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文物的损害情况:

既然伪组织接管了故宫主持院务,日本人也就不再插手故宫事务。在祝书元主持院务期间,仍由张庭济负责具体的院务。张庭济带领留守人员,对古物、文献、图书三馆工作合理调整,并重新布置展馆,继续开放故宫,迎客参观游览,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全院工作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艰难推进,故宫的整体事业也在磕磕绊绊中得以有序维持。

“素以文化古城著称之北平,各种文献机关向称齐备。此次沦陷后,内以汉奸之盗窃、外受日人之抢毁,大好文物多罹浩劫。据查遭劫之经过,实始自汉奸潘毓桂及钱桐二人,因潘前任平市伪警局长时,曾命钱负责警备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以及北平图书馆,而二人狼狈为奸,全力献媚日人,对于文物之沦失,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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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任伪职后,初则招待日人,免费参观故宫陈列所及历史博物馆;继则停止售票,禁止华人游览;最后竟准许日人于夜间或淸晨入内。此例既开,即予日人以暗盗明劫之机会,是以故宫及古物陈列所之珍品损失者,不可胜计。历史博物馆之名贵图籍,亦多遗失,对于北平图书馆,初则缄封九一八事变之各种杂志,不准出借;继则将不利日人之各种书籍尽行焚毁;最后更经’新民会’以汽车将该会所有近两年来之杂志报章悉数运走。摧残文化,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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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图书馆

故宫博物院历变八年简略报告

应该说,该文对日伪缄封、焚毁北平图书馆书籍等的描述基本是准确的。但关于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珍品损失者,不可胜计”的说法,则全然不实。尤其是古物陈列所,按照抗战胜利后该所向“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所做报告,古物陈列所“所有古物以及文卷财产等项,毫无损失。”

故宫在风雨飘摇中摆渡了暮霭沉沉的北平沦陷时期。1947年9月3日,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讲演时说:“在北平沦陷以后,我们留守的全部人员,处境极为艰困。当时虽没有‘地下工作’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奉命维持。在这八年之中,前五年完全由留守人员苦心孤诣地妥为应付。后三年,虽伪政府派有主持的人,实际上仍由留守人员保管。”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的带领下和故宫留守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故宫博物院的院务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取得一定成果,这些成就为故宫日后的有序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故宫博物院没有古物陈列所那么好运,但在1938年尚基本没有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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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故宫遭遇的日伪劫掠,主要有两次。

一次发生在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所辖的太庙图书馆受到伪宪警的检查,共有340册书籍
和10682册杂志被搜走撕毁。2个多月后,在故宫博物院的交涉下,伪宪警返还了书籍15册、杂志
210 册。

不过,据文物专家、建国后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在《日伪统治时期故宫博物院往事》中表示:“这里说的图书并不是故宫中的珍贵书籍,而是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当时属故宫博物院管理)阅览室中一些带有青天白日旗标志的图书杂志。警察怕日本人见了寻衅闹事,就将其撕毁了。这些东西不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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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谨一点说,并非只是带青天白日旗的图书杂志,但凡和反日及“反动”新思想有关的书籍都成为检查撕毁的对象。

在八年抗战期间,北京故宫文物的损伤主要发生在1944和1945年。

据单士元回忆:1944年,北平的汉奸组织献铜委员会搞献铜运动。这个运动波及千家万户,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有幸免。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主持者虽是伪政权派来的,但他们对这个运动并没有积极响应。他们曾和那个汉奸委员会交涉,提出故宫中的文物不能当作一般的铜器交出。在故宫即使是那些碎了的铁环子也是历史文物,不能交出。但是,尽管如此抵制,最后故宫还是不得不把一些年代较近的铜缸、铜炮
(铜缸、铜炮、铜灯亭共计149件)交了出去。抗战胜利后,又收回几件。

黄金在《举步维艰——析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一文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抗战后期,因日军的人员和战略物资开始紧缺,所以在占领区内多次征讨军用物资。1944
年 8
月,伪政权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通令各机关单位收集铜器铁器事宜,以为日军造炮弹壳和子弹用。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迫于压力,故宫博物院最初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然而金品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因为仅北京一市日本军部下的铜铁征集任务就高达四十万公斤,不逼迫故宫任务难以完成。

在“院长”祝书元的支持和总务处长张庭济的带领下,将故宫辖区内的两百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
以应对强征”。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令将不能断明年代者铜缸 54 件以及 2
尊铜炮运走检送。而日人仍不满足,1944 年 6 月 22 日,
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 91
个,铜炮一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此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专门人员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
4460 公斤, 较劫走时少了 971 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 54 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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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济

后来金品献纳委员会再次索取故宫太庙内的大鼎、铜缸、
铜香炉等供器时,遭到故宫拒绝,理由是太庙的皇家器物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绝不可以破坏、亵渎。

另据刘楠楠《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沦陷期间,日本关东军发现故宫内藏有光绪修会典时所征集的车臣汗图,强行要求调取携出,经再三交涉,故宫方面答应给出拍摄的照片及副本,但日方仍不满意,令钱桐、武田熙桥等人来院强取,张庭济根据院章与之据理力争,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几近导致事变发生。迫于日方淫威,故官最终答应借用三个月,但要钱桐等三人先立临时借据,再由日方使馆补具正式借据,且到期后即刻收回。

此外,满清皇室贵族载涛、载润等人曾以修谱为名,来故宫索取玉牒,被拒后,日伪派祝瑞霖前来交涉,亦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拒绝。

3

在整个沦陷期间,故宫博物院的确并未像《申报》抗战初期宣扬的那样遭受巨大损失。

何以如此?大抵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故宫的管理者有保护文物的初心,包括日伪任命的院长祝书元。单士元就表示,伪政权派祝书元等人接管了故宫博物院后,把故宫内外那些企图攫取故宫博物院大权的汉奸压了下去。日本人也未来插手故宫。从这点来看,伪组织对故宫的接管是没什么坏作用的。实事求是地讲,祝书元这些人也没有做什么对故宫不利的事。

在很大程度上,祝书元代表了伪政府的立场。认为抱持投降主义的伪政府会出卖文物,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

其次,从日军的角度,破坏文物存在国际舆论压力,他们有所忌惮;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在华的一个宣传策略是“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大肆烧掠会破坏这个形象。

而且,作为已被侵占的领土,文物的留存也符合日军想象中的利益。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军会对统治范围内的所有文物机构一视同仁。譬如北平历史博物馆,文物被掠夺的数量就远远高于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北平历史博物馆的损失也主要为1944、1945年的献铜献铁运动)。这和两者此前曾为前清宣统皇帝溥仪的私产有关,溥仪“满洲国皇帝”的身份获得日军的尊重。

故宫学研究者黄金更认为,古物陈列所因其职员大多是逊清遗老遗少,素来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因此并没安排日本顾问实际进驻陈列所,也没有对其有太多的刁难。因此在沦陷期间,古物陈列所比故宫博物院还幸运,几乎没有遭受任何重大损失和破坏。

南京故宫的情况也相对较好。

我查到大华社1946年5月发自南京的通讯《京市伪机关文物,清点工作完成发还工作开始》,内称:教育部南京区淸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淸点伪天文气象专门委员会、伪博物专门委员会、伪中央图书馆完竣,所有文物并无短少。

这篇报道还提到,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二万余件,亦均已淸点,其中包括玉器、铜器、瓷器、瓦器、乐器、字画、袍服、宫内家具等及档案一千八百余箱,发还工作开始。其中并无提到南京故宫文物的损失情况。

南京学者孟国祥在《故宫陷留南京文物损失之研究》一文中,采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1947年9月3日在北平广播电台讲演的说法: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尚无重大损失”。但具体有哪些损失?孟国祥表示,“由于迄今尚未发现《陷京文物损失清册》,故宫留存南京文物的具体损失就成了谜团”。

在另一篇文章《故宫文物留存南京研究》中,孟国祥在引用马衡的同一篇演讲中,特意强调马衡“尚无重大损失”话语之后,紧接着是
“但是印刷所的机件器材,都完全损失了 。”
他据此表示:“敌伪劫掠南京地库而对故宫文物造成损失之事实,是可以确定的。”

令人困惑的是,印刷器材应非文物,那么孟国祥的断言是纯粹从“尚无重大损失”推导出有“不重大”的文物损失?

4

八年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文物保护可能没有很多国人想象的那么惨烈。如果说抗战早期中国媒体对故宫文物破坏的渲染还可以理解的话,现在仍抱持脱离实际的指控则难称正常。这或许是赵立新跳出来高调表达观点的原因之一。但赵立新可能走得过远了。毕竟,对故宫铜铁文物的掠夺,仍然是不能容忍的。

日军没有像多年前火烧圆明园的侵略者一样烧了故宫,如果不是战争后期对铜铁歇斯底里的需求,故宫文物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给了不同政见者很大的解读空间,譬如有人会因此认为日据时代存在所谓“德政”。

“德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任远1938年在那篇《今日之华北》中有过一段情绪化的描述,其实很接近其真貌:

”今苟前往一观,徒见楼阁依然,而内容不整。日文刊物则较前增多,略加披览,类多夸大伪饰之词,为之唏嘘感慨,不忍参读。北平光陆及国泰两影院,亦已为日人接收,专映日方出品,用以宜传’皇军’威力,欺骗国人。即如戏剧、评书、相声、大鼓等艺事,日人亦莫不加以干涉,或则提倡诲盗诲淫,以销磨意志;或则胁迫宜扬’德政’以麻醉思想。凡此电影戏,皆与社会敎育密切相关。而日人竟已用心积虑于此,其毒意可谓深矣。”

日军是有长期统治中国沦陷区打算的。这一“毒意”既影响了故宫的文物保护,也影响了其治下中国百姓的观感,并经由他们的后代流传下来。虽然不能确定赵立新的亲日言论有受其河南祖辈的影响,但在东北、华北等日军曾长期统治的地区,的确相对较容易听到关于日军“德政”的种种传言。

说到底,沦陷期间的历史,比中国普罗大众长期接受的信息要更复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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